2021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100米半决赛,苏炳添创造历史,跑出惊人的9秒83。

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还有5天,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金牌入账已经超过上届里约奥运会,进步是明显的。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苏联、东欧集团没有参加的情况下,中国15金/32总,列金牌榜第四位、奖牌榜第六位;

——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等国强势回归,中国以5金/28总,位居金牌榜第十一位、奖牌榜第七位;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以16金/54总,位居金牌、奖牌榜第四位;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以16金/50总,位居金牌、奖牌榜第四位;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以28金/59总,位居金牌、奖牌榜第三位,首次进入“第一方阵”;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以51金/100总,位居金牌榜首位、奖牌榜第二位;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以38金/88总,位居金牌、奖牌榜第二位;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以26金/70总,位居金牌榜第三位、奖牌榜第二位。

这是中国“奥运战略”的胜利。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审视当代中国竞技体育体制(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演变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未来发展得更好。

由李静波撰写的《当代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历史沿革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萌发、成熟及改革完善的历史进程,客观全面评价了举国体制为中国竞技体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实现“赶超”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作者是山东体育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体育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作为建国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在《新体育》杂志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发展体育的政策主旨,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呈现,明确了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价值取向,为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培养优秀选手参加竞技体育并不是新中国首要选择。

1952年,中国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曲折历程,深刻影响了中国发展体育的结构和模式。围绕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斗争,促使新中国对发展竞技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即奥运会绝不仅仅是国际竞技体育竞赛,而是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对刚刚成立并热切需要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新中国而言,能否参加奥运会、以何种形式参加奥运会,不仅是体育,更多的是政治;而且派出高水平的竞技体育队伍参加国际体育竞赛“不仅能够提高新中国的地位与形象,增加与各国人民的交流与友谊,也有利于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粉碎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尊严”。

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组建了“中央体训班”(国家队的前身),其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国际竞赛中的胜利,为国家争取荣誉”。这一做法得到中央体委的认可,并开始着手选送优秀青年运动员到苏联学习、训练。在“中央体训班”带动下,全国各行政区纷纷成立体训班(省体工队的前身),为此后创建各省区专业体工队打下基础。同年,中央发出《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提出:“由于中国过去基础差,近年来几次出国参加球赛,水平较低,与今天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就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必须与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

李静波分析认为,这个通知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一方面说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高度重视的同时又认为体育只是社会整体事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而且可以由社团力量主导发展。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切实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并任命贺龙为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又通过了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部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此后,全国县以上政府机构均相继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体制。

另外,为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新中国采取了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推动竞技体育发展,颁布实施了《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和组织优秀运动员到北京集中训练,逐步组建了篮球、排球、田径等项目的国家队。在这个基础上,1958年国家体委通过了《体育运动十年规划》,提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10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奋斗目标。

1965年1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则强调“根据集中优势兵力攻尖端的精神,在首先服从国家需要,同时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原则下,由国家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设置优秀运动队”,从中央到地方的运动训练体系正式确立。另外,“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进行大运动量训练”“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过硬”等发展竞技体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得到具体阐释,标志着以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竞争为核心思想的举国体制基本形成。

1978年1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揭开了体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序幕,重新确立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为国争光的发展目标。会议决定,恢复全国运动会,1979年举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并强调全运会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会议提出,建立集中统一的训练指挥系统,要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原则,建立“基层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的训练体系,在训练中贯彻落实“三从一大”和“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方针。

1980年1月,与全国教育、科技和其他行业拨乱反正一样,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也正式召开。此时中国已经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而且备战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更为直接和迫切。会议客观分析了体育事业发展现状,认为“运动技术水平落后,与恢复国际奥林匹克合法席位后,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形势不相适应”,因此要突出重点按照“全国一盘棋”原则做好项目布局调整,组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国家队,“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

李静波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并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侧重抓竞技体育成为国家意志,为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

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即体育发展必须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发展相适应,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将“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从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发展得快一些,对经济建设也会起到明显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竞技体育可以“适度超前发展”的理论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取决于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而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则取决于人均国民收入,在“落后的运动技术水平与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要求”成为体育事业发展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体育事业纳入国家规划,集中有限的力量重点突破竞技体育。学者认为,以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做法虽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官方较为权威和全面的阐释却始于此次全国会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相继颁布实施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等法律和规范性意见、纲要,自此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制度建设进入法制化时期,2001年申办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竞技体育强国和奥运强国。

自1993年开始,国家体委针对1994—2000年的冬夏季奥运会着手制定《奥运争光计划》,并于1995年7月正式颁布实施。

1995年版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是我国颁布实施的第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奥运战略,包括“纲要”和“具体实施方案”两个组成部分,突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和“以奥运会夺取优异成绩为最高目标”两个核心要素,对重点项目国家队建设、国家拨款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明确对实施奥运争光作出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管理单位和个人“国家给予重奖”。

此后,国家又分别在2002年和2011年连续颁布实施了2001—2010年、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三个“奥运争光”计划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主要指标就是巩固领先地位,进而实现通过竞技体育展示国家实力、振奋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

“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举国体制得以正式出现在官方颁布的文件中,并同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发展我国发展竞技体育的基本制度。

李静波认为,随着北京申奥成功,举办“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这一初衷,催生了举国体制的最终诞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成功,全方位检验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也更坚定了中国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实现体育强国的信念。中国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奥运金牌强国,中国竞技体育赶超发展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进入新时代,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下,中国正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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